缺文与边码

读毛雷尔《行政法学总论》中译本，读到第二章有关前民主德国行政法的部分时，一条简短的译者注引起了我的注意。注中提到“因特殊原因”作了删除，并列出了相应的编码。短短一句话，读过之后却让人想再翻回正文看一看：其所说的“删除”，究竟落在了哪里？

带着这个疑问，将德文第12版与法律出版社、元照出版的两种中译本逐段对读，才发现正文与边码并非总能相互照应。有些段落在中文里已经不见，有些文字仍在，旁边的号码却没有印出；再回头读那两条译者注，注中的数字所指为何，也还需要辨认。于是，这个起于页下注的小问题，便牵出了几页书之间的异同。以下所记，即是对这几页正文、边码和译注的逐一辨认。

一、三种版本的来路#

先把所据版本交代清楚。德文版为Hartmut Maurer所著Allgemeines Verwaltungsrecht，1999年慕尼黑C.H. Beck出版的第12版（修订增补版）。大陆版为高家伟译、刘兆兴校《行政法学总论》，法律出版社2000年11月第1版、第1次印刷；台湾地区版为高家偉译《行政法學總論》，元照出版有限公司2002年9月初版第1刷。下文分别简称德文版、大陆版和台湾版。手头用于对勘的这部德文原书，已经确认为大陆中译本最终依据的第12版。因此，本处异文不能以德文底本不同来解释。¹

大陆版版权页注明根据贝克出版社1999年版译出。两种中译本所载后记均记述：译者于1996年从德文第9版开始翻译，1999年7月完成第11版初稿，继而在1999年12月至2000年2月赴康斯坦茨大学期间，依第12版修改译稿。两篇后记的署期均为2000年8月8日。两种中译本由此可以追溯到同一译稿脉络。不过，元照排版时取得的是大陆印刷本、出版前定稿，还是另一份中文稿，现有材料尚不能说清。²

以下循着德文§2即中文第二章的边码（Randnummer，缩写Rn.）逐段对读，从Rn.17读到Rn.24，再接着看第六节起首的Rn.25，以辨明编号的接续。文中页码均指书内页码。“对应段落保留”也只表示该段在中译本中仍有相应论述，并不意味着其中每一句都已完整、准确地译出。

二、缺失的两段文字#

从第四节末尾读起。德文第22页的Rn.17以宪法规范和原则能够导出行政法的一般原则作结，并以信赖保护为例。大陆版第22页“5.最后……”和台湾版第21页“五、最後……”均保留这层论述；原段末尾关于授益行政行为撤销的判例及第11章的参照，则见两版脚注7。两版在这一段旁均未印出边码17。段首的“5”或“五”是第四节内部的列项序号，脚注号7又属于另一套编号，都不能代替边码17。³

第五节的总标题在三个版本中均存在。德文作“V. Das Verwaltungsrecht in der ehemaligen DDR und im Einigungsvertrag”，两种中译本分别作“第五节 前民主德国和统一条约中的行政法”及其繁体形式。变化发生在节内层级：德文第一个小标题“1. Das Verwaltungsrecht in der DDR”及其统领的Rn.18、19，均无相应中文文字；德文第二个小标题“2. Das Verwaltungsrecht in der DDR nach der Wende”在两种中译本中成为“一、前民主德国1989年变革之后的行政法”；第三个小标题“3. Das Verwaltungsrecht im Einigungsvertrag”则成为“二、统一条约中的行政法”。原来随段首排出的德文小标题，在中译本中另行列出。第五节由三个小目变为两个小目，其正文起点也移至1989年变革之后。⁴

具体段落与边码的对应如下。表内“未印”专指相关正文边栏的数字，不指相应正文必然缺失。⁵

缺失的两段各有明确的论题。Rn.18（德文第22—23页）从民主德国的意识形态和政治结构说明行政法所处的制度环境，将其与确定行政权限、约束行政及保障公民权利的行政法相对照，并评价基本权利与“社会主义法治国”等表述的实际作用。Rn.19（第23—24页）则讨论行政法学受到的压力、1957年教材及1958年的转折、20世纪70年代以后的重新接受，以及1980年代关于公民法律保护的讨论、行政审判和对外学术联系的状况。该段之后还有一组相关教材与研究文献，两种中译本在这里也未收入。至于毛雷尔在这些段落中作出的历史判断，自可另行讨论；这里只记下它们在三个文本中的有无，不做价值判断。

少了这两段，第五节的叙述便换了一个起点。德文先交代变革前的制度与学术背景，再进入变革后的立法和统一条约；两种中文文本保留着同一个总标题，读者走进这一节时，却已来到1989年变革之后。法律接续的问题仍然可以读到，作者此前对旧有制度和行政法学的评价，以及通往那组研究文献的线索，则留在了德文书页中。因此，不能把这一变化笼统说成“前民主德国行政法一节全部删除”，也不能只算作少了两个段落号码。

再细读仍在的Rn.20，句中还有一处差异。德文首句以非暴力革命及“und der Zusammenbruch der SED-Herrschaft”（以及统一社会党统治的崩溃）说明1989年秋季的转变。大陆版作“1989年秋季的非暴力变革，使前民主德国的政治和法律状况发生了彻底的转变”，台湾版亦有相应表述，但两者均无上述并列成分的对应文字。这项差异须与Rn.18、19整段缺失分开记下。段落仍在，并不等于其中的意思都已留下。仅凭现有文字，尚不能把这项句内差异与整段删节认定为同一次处理。⁶

三、错位的边码#

沿着正文继续往下读，两种中译本的边码自此与德文错开。大陆版把德文Rn.20印为18，把Rn.21印为19；台湾版在对应Rn.20的段落旁没有印出大陆版的18，但下一段也印为19。此后直至表中欧洲一体化的开端，两种中译本均以比德文小二的数字标识相应段落。台湾版多缺一个边码18，并不意味着它比大陆版多缺了Rn.20的正文。两版在本处的主要正文缺失相同，数字的呈现则有差别。

翻回目录，也只能部分看清这种情形。德文目录列第五节起于第22页、Rn.18，第六节起于第27页、Rn.25；大陆版目录则列第五节起于第22页、编码18，第六节起于第25页、编码23。两个目录都出现“18”，却指向不同内容。台湾版所供目录只列页码，不设边码栏；第五节、第六节分别列第22、25页。不能把它没有列边码，与相关正文旁17、18未印的局部现象混为一谈。⁷

再看那两条译者注，疑问反而更深了一层。大陆版第22页在第四节末段句后、脚注号7之后有星号，页下注位于注7之下，写道：“译者注：因特殊原因将该节的（编码17）删除。”台湾版的信赖保护段落及注7位于第21页；星号见于第22页第五节总标题之后，该页下注列在注8之前，文字为：“譯者注：因特殊原因並經毛雷爾教授同意，將該節編碼17和18刪除。”两条注的数字、措辞和版面系属均不同。读来颇有些诡谲：本想循着译注辨认缺文，译注本身却也成了有待解释的文字。不过，原页能告诉我们的仍只是两个版本各自的状态，还不足以据此写出由谁“移动”或“改定”注号的过程。⁸

若把注中“17”直接等同于德文Rn.17，便与信赖保护论述仍然存在的事实冲突；若再把台湾版所说的“18”直接等同于德文Rn.18，也无法据此准确识别全部缺文。就正文边栏看，大陆版未印17，台湾版未印17和18，恰与两注列出的数字相合。这个对应可以确认，但不能据此断言注中“删除”本来只指去掉数字：两种中译本确实还缺少Rn.18、19的文字。译注究竟指向最终印本的边码、某一阶段中文稿中的内容单位，还是其他编排，仍缺少能够分辨的材料。

编号问题还影响书内查找。大陆版第851页“Vertrauensschutz 信赖保护”索引保留“2，17”，正文却无可循的17。另一处更可直接比对：德文Rn.23所说“oben Rn.21”，指向前列1990年行政立法；两种中译本在相应段落仍写“上文编码21”或“上文編碼21”，而该组立法在中文正文中已标为19。这里的21恰又是承载这条参照的中文段落号码，遂不能按表面数字找到原来所指的段落。这些小小的错位，最终落在读者翻检书页的动作上：文字尚在，循着数字却未必能找到。⁹

四、书页之外#

对勘至此，正文的去留已有几处可以坐实：两种中译本第五节均无德文Rn.18、19的相应文字；Rn.17的论述和Rn.20的相应段落仍在，但正文边码与德文不再逐一同号；台湾版还呈现不同的译注文字及注号位置。至于这些差异如何进入成书，能说的就少得多。目前只能推知，这一正文缺失至迟已经见于2000年11月的大陆成书，2002年9月的台湾成书也保留同样的缺失。共同的译稿脉络和相近的缺文形态，为追查共同中文稿提供了线索，却还不足以确定稿件传递的具体路径。

读到“特殊原因”四字，对勘便触及了书页所能交代的限度。注中没有给出可核实的具体说明。台湾版多出的“並經毛雷爾教授同意”，首先是该版本公开作出的一项声明；在没有书信、校样或其他过程材料的情况下，尚不能独立证实作者同意的对象、范围及时间。两版后记关于按作者意见调整部分数据、格式变化经作者同意的记述，也不宜径直拿来证明本处删节获同意。是否因为稿件传递中注释与编号在不同环节形成，才留下了眼前的版面状态？这至多是一项待检验的工作假说，尚不能用来指定决定者，更不能替“特殊原因”填入动机。¹⁰

书页上的异同辨明之后，仍有三处疑问悬而未决。其一，Rn.18、19的删节由谁、在何时及哪个环节决定并实施，“特殊原因”具体何指，Rn.20的句内差异是否属于同一过程？其二，两条译者注中的数字各指什么，何时由谁形成不同措辞，台湾版所述作者同意究竟有何依据？其三，元照取得的中文材料是什么，正文、边码和译注的不同状态如何进入该版？这些问题还须等待译稿、校样、通信或出版档案，不能只凭成书之间的差异倒推出唯一答案。眼下可以记定的，是第五节的论述起点已经改变，正文边码、译注数字与书内参照也不再彼此吻合。引用这些文字时，宜一并注明版本、书内页码及所对应的德文边码，以免将眼前的错位带入下一次阅读。

后记：迟到的告别#

平日多读闲书，疏于学业，上学期试图一改常态，也试着每一门课读了几本专业读物。在学习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的课外，先是读了余凌云的《行政法讲义》，但遍书的外国文献与学术引用，总让我产生一种阅读大型文献综述之叹。读罢觉得很不是滋味，于是便借来了助教在课程群内推荐的毛雷尔的《行政法学总论》，记得读之前还问过Gemini其是否适合入门，也不知怎么顶住压力开始的，总之就稀里糊涂读了下去。

一学期一晃而过，这本书也算是从头到尾翻了一遍。刺眼的成绩或许是对我学习的一种回应，但翻动的每一页却是实实在在的。因偶然发现的异文而开启了这样一段不知道什么性质的旅程，想起来颇为感慨。从面对书本脚注与原文的百思不得其解，再到为了寻找对应版本的德文原著的焦头烂额，这也是我第一次切实地体会到，从一个疑问出发，循着材料一点点辨认的过程。感谢AI让我看懂了高贵的德文，感谢CASHL的工作人员为我传递的德文原著PDF文档，他们如同燕园西南角修自行车的叔叔一般令我感到人间尚有温情在。

本想趁着材料齐备，把这点发现记下来。但随着暑假的来临，这样一个小小的发现连同其他学业上的事务，都被我抛到一边。新学期始，万象更新，由于对本学期专业课提不起一点兴趣，于是便行朝花夕拾之故事。前前后后一周时间，总算是写了出来。

不知何故，我所读到的中译本，所据仍是1999年的德文第12版。而与之相对，德文版在2024年已出至第21版。这篇小文，算是为上一学期的行政法阅读作一个交代，也算是对自己上一学期学习的一个交代。至于那几页书背后的来历，眼下还没有答案，难免有几分遗憾。姑且把问题留在这里，或许后来读到这里的人，还会接着追问。

注释#

Footnotes#

1. Hartmut Maurer, Allgemeines Verwaltungsrecht, 12., überarbeitete und ergänzte Auflage, München: C.H. Beck, 1999；〔德〕哈特穆特·毛雷尔著，高家伟译、刘兆兴校：《行政法学总论》，北京：法律出版社，2000；Hartmut Maurer著，高家偉譯：《行政法學總論》，臺北：元照出版有限公司，2002年。 ↩

2. 大陆版《后记》，第873—874、879页；台湾版《後記》，第835—836、840页。据后记记述确定翻译脉络，不据其一般性的修改记述推认本处删节的具体经过。 ↩

3. 德文版，§2 Rn.17，S.22；大陆版，第22页正文及注7；台湾版，第21页正文及注7。 ↩

4. 德文版，S.22、24、26；大陆版，第22—23页；台湾版，第22—23页。 ↩

5. 表据德文版S.22—28，大陆版第22—25页，台湾版第21—25页。Rn.25始于德文第27页，续至第28页。 ↩

6. 德文版，§2 Rn.20，S.24—25，所引词组见S.24；大陆版，第22页；台湾版，第22页。 ↩

7. 德文版目录首叶；大陆版目录第1页；台湾版目录首叶。 ↩

8. 大陆版，第22页星号译者注；台湾版，第22页星号译者注，并参第21页。 ↩

9. 大陆版，第851页“Vertrauensschutz 信赖保护”条、第24页中文编码21第（2）项；台湾版，第23页中文编码21第（二）项；德文版，§2 Rn.23，S.26第二个列项。 ↩

10. 大陆版《后记》，第874、875—876页；台湾版《後記》，第835、837页。两版《作者中译本序》还载有作者因不会中文而不能自行审阅译著的说明（大陆版该序第1页；台湾版该序首叶）。此说明既不能证实，也不能反证作者是否曾针对特定删节作过同意表示。 ↩